笔者不是模式问题行家，但却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认为区别模式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美国，在这对关系中，比较明显倾向于资本，所以叫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在外部，农村集体与城里人、政府与国家（全民利益的抽象代表）的行为边界也不清。"集体"的第二个含意，是土地资源究竟如何实际使用，并没有一定之规。
说土地是农民的集体所有，但过去种什么、卖给谁、什么价，多少年都是国家规定的。权利模糊条件下的"流转"，方方面面都来下手，很容易把农民那点家产折腾干净。这也是不少三农专家对"农村土地房屋的转让权"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的原因。因为一旦发生转让，"模糊的权利空间"一定引诱人们各出奇招，争夺包含其中的巨大利益。要说明，此处的"集体"，不是以农民私产为基础的"合作社"，而是以消灭农民私产为特征的类似前苏联的"集体农庄"。
基层的好事坏事，都是上面急急忙忙推下来的。到了2008年，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处在十字路口上：继续推"三集中"，由改革推进方式带来的风险可能继续积累。但有的学者以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计算（即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得出的结果是，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
有人测算，一个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美国学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上述两个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二是政府收入增长过快。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别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
总之，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更不是简单的房地产投资，不是建死城。城镇化能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面对上述复杂的经济问题，改革从何下手？社会上有各种议论，不少人认为，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分析以上实体经济运行中复杂的结构还可以发现，相关结构扭曲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就是当前我国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二者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分，报告从经济方面指出：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创新战略，三是结构调整，四是城乡一体化，五是提高开放水平。
以上，是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出发，分别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三个角度，对涉及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向、要求与承诺（但没有量化的指标要求）。因此客观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目标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否则难以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通常会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这就需要有稳定的收入。1996～2002年中国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里有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
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变。
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比例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真实利率每压低1%，消费增长率将下降0.287%。
任何一个扭曲的结构矛盾，要想单独予以解决，都是不可能的。一是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真正重要的是，不管按哪种口径计算，都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缩小。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借此全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扭曲问题。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分红所占比例极小，以其积累的大量利润和资本，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包括以国企独有的垄断优势进行大量的非主业投资，获取超额利润），不断推动上述支出法分析中的高投资水平，形成了生产法分析中的产业结构重大扭曲。
三是我国对民营资本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三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
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进行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割裂的改革，已不能解决当前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与矛盾。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慢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再次，为什么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如此之高？长期看，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再加上资本价格、资源要素价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荣因素，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大量依靠出口，形成经常项目异常的高顺差。
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提高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消费主力（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上述分析表明，要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必须加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
此外，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引起了消费率下降（回到了收入法的结构分析）。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如果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如何梳理其因果逻辑关系？如何厘清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中各个问题的脉络，找到抓手或突破口，从而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大前提。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部分，报告从民生与社会管理角度（实际上也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角度）指出：一是办好教育，二是推动就业，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四是推进社保建设，五是提高人民健康，六是创新社会管理。解决户籍问题的背后，意味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由0.13万亿元增长到2.7万亿元，增长了19.9倍。2002～2011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1.2%，但这段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时期。
但是农民获得的拆迁补助和失地补助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其中，2004～2007年该比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达4个百分点，是快速下降的时期。这里且不说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创新战略、提高开放水平等内容本属经济改革之题，就是解决民生中的收入、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同样涉及经济问题及体制改革。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其立足点是提高经济的质量与效益，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需要顶层设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谁来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来政府的土地收入肯定会明显减少，财政支出能力下降），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新非公36条如何真正落实的问题。
归纳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四种结构分析方法中的每一种分析，只是分别从国民经济总体的某个单一侧面，对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特定的经济范畴揭示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必须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系统推进市场机制改革。